倪永伟先生

    倪永伟，甘肃省书协专职副主席、中国书协会员、海协会书法交流分会理事、甘肃省青年书协副主席，甘肃书法院（甘肃画院）院聘书法家，甘肃省评论家协会书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被中国书协评为“中国书法进万家”先进个人，获甘肃省委、省政府第七届敦煌文艺奖三等奖、第八届敦煌文艺奖一等奖，被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评为第三届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被甘肃省文联记三等功。

编辑: 大为书画网

    编者按(大为): 甘肃省书协驻会副主席倪永伟先生是甘肃书坛的后起之秀。近期, 《书法导报》记者黄俊俭采访了倪永伟先生, 采方中, 记者就书法家的学养、品行、见识、境界及创作等方面提出问题, 倪永伟先生就这些问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该访谈刊发于2020年8月12日出版的《书法导报》第十版, 现转发供书法爱好者学习。

书法家的学养、品行、见识、境界，通过一笔一画体现出来
——倪永伟访谈

记者: 黄俊俭《书法导报》

    黄俊俭：几年前，《书法导报》用一年的时间刊发了“陇军书阵”专题，全年52期共推出52位甘肃书法家，当时在全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有部分书法家的评论是由你撰写的，写得非常精彩，这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近年来，你还在坚持写作吗？你觉得撰写书法评论主要关注点是什么？
    倪永伟：当时因为任务在身，所以写的集中一点，现在有时应书法家之邀也写，但没那么集中了。当前，书法创作繁荣兴盛，书法展赛如火如荼，与书法创作相比，书法理论、评论只能算是涓滴细流。批评的不发达，与创作对比悬殊的原因可以归纳为许多因素，诸如批评群体的单薄、批评能力的欠缺、批评心态的缺失等。
    我撰写书法评论主要关注两个方面：
    一是书法批评内容的客观性。有些评论家因为鉴赏水平的欠缺，不能准确地解读他所要评论的作品，因而在批评过程中只能隔靴搔痒，甚至文辞千篇一律。为了深入地解读作品，我们还要了解书法家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成长背景必将在书法作品中体现出不同的风格。作为评论者，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个现实和规律，并要努力深入地了解和考察。目前，“捧”是书法界很常见的一种批评方式。批评家不顾书法家及作品的实际，一味吹捧，甚至能将坏的说成好的，低的说成高的，拙劣的说成高雅的。此外，一些批评家由于一些不健康的心里作祟，意图通过对书法家作品极端的“贬”而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如果仅仅因为水平和眼界的原因，对作品予以贬低还情有可原的话，持阴暗心理进行书法批评，实为人所不齿。
    二是对书法家未来发展进行准确定位的前瞻性。评论家要将被评书法家的学习、创作、对书法思考的整个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果对书法家的未来发展提出科学的建议，必须对该书法家学书、创作的全过程进行客观的把握，同时全面了解书法家对于书法的思考，方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评论家还要善于将所研究的书法家放到书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研究。可以说，每位书法家都有向古人学习的经历，这种经历不仅影响了书法家的创作风格，而且影响了书法家对书法的理解。书法家学古，由形入神，努力通汇，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语言，更通过反复磨炼，以期实现与古人的对话和超越。评论家要将书法家创作与古代书法创作发展脉络或古代某个特定时期书法风尚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提出适用于书法家发展的学习方向。评论家要将书法家创作与当代书法创作环境紧密结合进行研究，能够就如何回避当代书法创作中普遍泛化的创作模式，给予书法家一些建议。评论家只有具备了充足的学术积累，才能符合书法批评的前瞻性要求，才能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学术敏感，从而做出深刻的分析、客观的评论。

    黄俊俭：当前，“丑书”一词“风靡”书坛。“丑书”似乎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丑书”的内涵是什么？外延又是怎样的？并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有人认为，其实这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种碰撞。一方面，精英文化有责任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套批评机制，但也不能以精英视角看待大众文化审美及其作品品格；另一方面，精英文化要敢于接受大众文化的冲击，而大众文化也要自觉接受精英文化的烛照，以避免滑入庸俗文艺的沼泽。对于“丑书”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倪永伟：“丑书”一词在现在书坛算是热词了。我觉得正如你所说，“丑书”现象其实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种碰撞，是专业审美与大众审美的差异，所以，徐渭才有“高书不入俗人眼，入俗人眼者必非高书”之说。现在，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经逐渐失去了实用功能。除了相对有限的书法工作者，大多数人已经完全不写毛笔字了，这就必然带来了大众书法审美观的社会性缺失，缺乏综合性的审美教育，缺乏专门化的审美培训，缺乏传统性的经典体验，缺乏持续性的审美训练。书法的审美，常常令大众迷惑不解，因为艺术家的创作形式，并非一定符合大众的欣赏口味与习惯，有时甚至离大众的要求距离甚远。中国书法，在历史上也并非都是漂亮一族。三代金文，古朴自然；两汉隶书，茂密沉厚；南北朝碑版，峻拔奇伟；即使被后人尊崇为书圣的王羲之书风，也沉着痛快，风规高远。然而，由于历史上对“二王”书风的误读和讹传，人们往往把漂亮、甜美视作王书的代名词了。时至当今，一些对传统认识不深的书法家，则借“二王”传统的名份，以漂亮、甜美反对朴实、厚重、肃穆、沉郁、雄肆、古拙等，将之一律视作“丑”，这就是大众书法审美观缺失的反映。杨维桢晚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真镜庵募缘疏卷》和《钱谱草书册》行笔率意，气势雄放，楷、行、草三体相掺，笔画粗细、字形大小对比悬殊，不计工拙，粗头乱服，点画狼藉，乍看给人一种偏离正统的怪异感，然细细品味之后则感觉狂而不乱，虽纵横交错却浑然一体。以专业审美看，这无疑是彪炳史册、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了。
    书法以汉字为载体，以线条与字体结构为表现媒介，因此比绘画等具有更强的抽象性。通过对线条、结构等的有效表现，传达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书法家创作出的作品，若是有自己的个人特征，具有自己的书法语言，而且又有古意，那么就是一幅成功之作，而若是没有一定的书艺底蕴，书写的作品没有遵循古法而单凭自己的主观创造，没有传统的根基，就不可能成功。我觉得大众的审美趣味、审美选择、审美理想和审美文化是需要引导的，作为书法工作者不能一味地顺从迎合，而应该去引领提升职业审美能力和个人审美修养。

倪永伟作品

    黄俊俭：面对前所未知、突如其来、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果断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此期间，你积极投身于书法创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奉献爱心，贡献力量。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
    倪永伟：每一次灾难发生时，艺术作品都不曾缺席。当忧心疫区的疫情时，许多人念起了艾青的那首《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艺术作品可以催人奋进，产生积极的力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文艺界迅速行动起来，用作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助力抗疫。人们在新闻报道中获取事实，而文艺作品诉诸人的情感，守护着人性的光辉。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有意义的作品，必然是能够传递先进理念、深刻思想、正确价值和高尚精神的作品，也是最能给人刻下心灵印记的作品。因此，我在疫情期间，集中精力创作了一些作品，目的就是着力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着力抒发情志理、弘扬真善美，真正给人以向上向善的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奉献爱心，贡献力量，为抗疫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黄俊俭：请结合你的学书经历谈谈书法创作。
    倪永伟：我从上小学时就喜欢翰墨，后来亦未辍笔。特别是到甘肃省书协工作十几年来，由于学习机会多，逐步认识了书法艺术的精妙和深奥，于是从经典入手，认真临习《张猛龙碑》《圣教序》《书谱》等碑帖，渐悟笔法、章法与墨法，开始走上了自己的书法人生。
    书法所表现的笔性墨情，就其艺术性而言，本无轩轾可分。所谓雅俗高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依拙见，凡无“笔”无法的通俗之字往往被称为“俗书”。“俗”者，往往于传统方式反其道而行，或粗率荒疏，或弄巧做作，且美其名曰“求古”或“创新”。我是始终在基础训练上下功夫，扎扎实实地从圣贤入手，渐行渐悟，把握真谛。一幅有生命力的作品，笔法是相当精到并富于变化的。
    “技之基本要素为笔法，正确的用笔为书法家之基本能力，舍此无它；技是通往道的桥梁，舍技无由言道。”熟练的、高难度的技法，是书法家书写快感的源泉。书写过程是书法家自身生命力有节律的体验。孙过庭《书谱》讲“心手双畅”，书法作品的书写过程，若无手之畅，则无心之畅。手欲大畅，则必须经由有力复杂的运动形式，而此复杂的运动形式，又必须进入某种节奏与旋律方能达到心畅。书法中的“力”，最后表现在字的点画和线条上，即人们常说的“笔力”。书法的一笔一画，无不体现出书法家的学养、品行、见识、境界，这就是我在书法创作上的认识与追求。

来源: 《书法导报》